转自360doc,译者不详。

本文作者Bret Stephens是一名美国记者,2013年曾获普利策奖,2017年4月加入《纽约时报》。本文是他9月23日在悉尼罗伊研究所媒体颁奖大会上的演说。

首先请允许我对罗伊研究所专门把我请到悉尼来以及今晚在这里对我的款待表示感谢。

我清楚地知道,你们选择我来发言,是面临很大压力的。我十分尊重科尔文家族的意愿,所以来到这里纪念马克·科尔文这位无畏的驻外记者、优秀的作家和主持人。我尤其要感谢研究所的所长迈克尔·弗利洛夫,他一直也没有撤回对我的邀请。

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形成了一股令人沮丧的趋势。大量的演讲者都被撤回了邀请,他们在大学里的活动被迫强行取消,这里面包括前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康多莉扎·赖斯,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萨默斯,演员亚历克·鲍德温,人权活动家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DNA的共同发现者詹姆斯·沃森,印度总理纳兰德拉·莫迪,制片人迈克尔·摩尔,普利策奖得主、保守派专栏作者安娜·昆德琳(Anna Quindlen)。这仅仅是其中几位而已。

这份名单上的名字都那么显赫,我现在想想,都有点后悔你们没有撤回对我的邀请。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异议:一门消亡的艺术”。这个话题对我个人而言十分重要,因为我就是靠不同意见谋生的。异议本身对我也很重要,因为这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中必不可少的成分。

不管是同意加入一个组织,或者服从一个政治权威,或者皈依一个宗教信仰,“我同意”这几个字或许是每一个共同体的基石。但是,说出“我不同意”,“我拒绝”,“你是错的”,“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些却定义了我们的个性,赋予了我们自由,培养了我们的宽容,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推动了我们的进步,使我们的民主更加真实,给四海受压迫的人带去希望。伽利略、达尔文、曼德拉、哈维尔、刘晓波、罗莎·帕克斯,还有纳坦·夏兰斯基———持有异议的人,光辉地点缀着史册。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这方面失败了。

这听起来似乎很难理解。就美国来说吧,几十年来美国人的意见分歧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过。我们在种族问题、卫生间政策、医疗法案,以及我们的第四十五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这些议题上,都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我们在收音机和有线电视的咆哮声中表达我们的不同意见,而且表达的方式越来越恶毒。街上和校园里的示威越来越暴力,人们之间对话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在这个时代,我们用自己的政治立场来在道德上评价他人。

这也不是一个刚刚才出现的现象。大量的调查数据表明,共和党人比二十年前右倾得多,民主党人则左倾得多,双方都越来越视对方为对国家发展的威胁。

这种极化也是地理上的,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居民与自己政治观点相近的地方生活。这种极化也是越来越针对个人的。整整百分之五十的共和党人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与民主党人结婚,三分之一的民主党人也这样想。跨党派婚姻取代了跨种族婚姻,成为新时代的家庭禁忌。

最后,这种极化也是数字化的。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泡泡里,只接受与他们自己意识形态相符的新闻和社交媒体。我们不仅仅持有自己的观点,而且根据不同媒体选材的不同,还持有自己创造的“事实”。上次大选期间,投票给特朗普的人有整整百分之四十表示福克斯新闻网(FOX News)是他们的主要新闻来源。这一点我们可要好好感谢一下澳大利亚。(福克斯新闻网的拥有者鲁伯特·默多克是澳大利亚人。———译注)

正常而言,我们做一件事越多,就越擅长这件事。但在异议这方面却恰恰相反:我们做的越多,质量就越差。我们如今的不同意见或许常常能让嗓音变得嘶哑,但却很少能让我们的思维变的敏锐,更不用说改变一个人的想法了。

我们应当问问为什么。


三十年前,在1987年,芝加哥大学有一位哲学教授叫阿兰·布鲁姆,当时以翻译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儿》而闻名。那一年他出版了一本博学的著作,是关于美国高等教育的,叫做《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正在上高中。当时我读这本充斥着柏拉图、韦伯、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的书,感到非常吃力。但我还是领会了这本书的精神———我应该努力考进芝加哥大学,去读那些名著。这也正是我所做的。

一个人从以名著为主的课程中学到了什么?肯定不是当代美国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我们没有学到去成为一个爱国者,或者虔诚的宗教信徒,或者去崇拜吉卜林口中的“市场之神”。我们也没有被灌输马克思主义的邪恶、资本主义的光辉,甚至也没有西方文明的优越。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学校可以说什么也没有教给我们。我们所做的就是阅读那些提出有关人类境况的严肃问题的书籍,促使我们也去提出自己的严肃问题。教育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并不是一个“教”的过程,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课程。教育是一种思考的训练。

去倾听,去理解;去询问,去提出异议;不把任何主张奉若神明,不把任何异议视作亵渎;愿意去考虑不受欢迎的想法,培养开放的思维———这些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鼓励我去做的。这才是人们曾经所称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

当时的芝加哥大学使我们看到,每一个伟大的思想,其实都只是另一个伟大思想的异议。苏格拉底不同意荷马,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图;洛克不同意霍布斯,卢梭他们两个都不同意;尼采不同意所有人,维特根斯坦不同意他自己。

这些不同意见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的。就政治的正常意义而言,它们也不是政治化的。有的时候,这些异见跨越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

更重要的是,这些异见没有一个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之上。正相反,它们是建立在完全的理解之上:充分地咀嚼了对手的观点之后,方能正确地将其吐出来。

也就是说,要想很好地提出异议,必先很好地达成理解,必先深度阅读,仔细聆听,认真观察。要在道德上给自己的对手足够的尊重,对他的想法不存偏见,理解他的动机,参与他的思考,还要做好自己有可能被他说服的准备。

《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就是建立在这种不同意见的传统之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大学似乎很流行把那些“已死的欧洲白人”(指上面提到的哲学家们———译注)视为社会和政治压迫的工具。而阿兰·布鲁姆则坚持认为,恰恰相反,他们是精神解放的最佳途径。

他还认为,要维护自由民主,就需要经过了自由教育的人民,至少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自由社会要想运转,开明思想不能仅仅是一个标语和教条,而必须成为一种个人习惯,尤其对待我们不同意的人,更要保有开明思想。


早在三十年前,这个习惯就已经走向消亡了。而如果你关注这几年美国校园的新闻的话,会发现情况又糟糕了许多。

布鲁金斯学会的最新调查显示,相对多数的大学生———整整44%———认为第一修正案不保护所谓“仇恨言论”(hate speech),但事实上它当然保护。更令人震惊的是,多数学生(51%)认为通过大声叫嚷来打断自己不同意的演讲者是“可以接受”的。还有20%的学生认为通过暴力来阻止一个人发言是可以接受的。

这种态度几乎每周都在美国的各大校园得以彰显。有的演讲者像以色列大使迈克尔·奥伦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遭遇的那样,被有组织的示威者打断。还有的演讲者像保守派评论员本·夏皮罗(Ben Shapiro)那样,在斥资数十万的安保之下才敢进入校园。还有的演讲者,像希瑟·麦克唐纳(Heather McDonald,美国喜剧演员、作家)在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被用野蛮暴力阻止登上讲台。甚至有一些教师,像耶鲁的艾丽卡(Erika)和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olas Christakis)夫妇,因为所谓“伤害了学生的感情”,就被学生百般凌辱,不堪其苦。

暴力事件也层出不穷。听听明德学院的教授艾莉森·斯坦格(Allison Stanger)讲述她三月在主持与自由意志主义学者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的对话时的遭遇:

示威者成功地破坏了这场讲座。我们被迫转移到另一处地方,改用网络直播。但一些示威者发现了我们的新低点,就开始大声敲击窗户,并触发警报。随后,我和穆雷博士离开了这栋楼……后面一群暴民追着我们。

大多数的仇恨都是发泄在穆雷博士身上的,但当我抓住他的右臂想保护他的时候,人群就开始攻击我。有些人抓我的头发,还有人推搡我。我感觉自己有生命危险。我们进了车以后,每次我们停下车怕撞到他们,他们就爬上了车,砸毁车窗,摇动车体。我现在颈部还带着护具。之后我用了整整一周时间待在一个黑屋子里,从脑震荡中康复。

明德学院是美国顶尖的文理学院之一,录取率仅为16%,学费高达每年伍万美元。这样一所顶尖学院,怎么就变成了量产极权分子的工厂,刚愎自用,纵容欺凌和暴力?

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错误教育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的。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棍棒和石块会使人受伤,但言语不会。但是到了今天,人们相信,由于言语可以造成压力,而压力可以导致胜利影响,所以过分的言辞也是一种暴力。这是一个以巨婴化为代价来保护感情的时代。

错误教育在基础教育里得以延续。上述布鲁金斯学会的调查表明,美国的年轻人似乎根本不知道第一修正案说的是什么,更不用说第一修正案到底保护那些言论了。这是美国的公民教育严重缺失的明证,使年轻人尤其易于受极左和极右的蛊惑煽动。

然后就到了大学。大学里的主要政治模式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评判一个观点的主要标准,不是这个观点及其思考的质量,而是说话人的文化、种族和性别。作为一个有色人种的女性,我认为X。作为一个同性恋,我认为Y。作为一个有特权的人,我为Z而道歉。这就是如今美国人的说话方式。个人的独立思考,以及真正进行思考所需要的努力,被装腔作势的态度所取代。

近年来,身份政治已经成为我们保护自己感情不受“伤害”、保护自己观点不受挑战的堡垒。这就是我们的“安全区”(safe space)。而这样的安全区是十分有害的,用萨尔曼·拉什迪的话说,是远离思考的安全区,而非为思考而设的安全区。

身份政治的另一个后果,是将论辩和冒犯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如果你的观点被认为是“冒犯”了一个什么群体,那就完了。你的观点不仅仅会被认为是错误的,还会被认为是道德沦丧、不值一驳的。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所迫切需要的异议,在被解决之前就已经在公共场域消失了。许多人原本会加入一场讨论,看看它如何使自己作出选择。但现在他们选择远离讨论,以免“说错了话”,被人指控犯了什么主义、什么恐惧症。为了避免冒犯别人,他们放弃了被说服的机会。

就拿你们澳大利亚正在激辩的同性婚姻来举例吧。大家都知道,我个人是支持同性婚姻的,我也希望支持一方取得令人信服的胜利。但是如果一定要我猜测的话,我认为反对一方最终的得票率会比现在的民调要高。这是因为,支持同性婚姻的人往往不是用逻辑理性来说服他人,而是仅仅把反对者指责为“抱有偏见”,而事实上就在几年前,反对者的观点还是整个政治光谱上的共识。很少有人会愿意公开自己会被认为是偏见的观点,所以即使是面对民调,他们也会隐藏自己的想法。这种情况在去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都发生了。看看我们现在落到何种田地。

如果你想要有说服力地支持同性婚姻,尤其是面对保守派的反对者的时候,那就把你的观点建立在保守主义的基础上:作为个人自由的保证,以及道德责任和社会尊重的途径。反对者会很难反驳这些。但如果你骂他们是傻逼和野蛮人,你所收获的只能是他们竖起的中指和攥紧的拳头。

关于身份政治还有最后一点:这一套两边都会玩。在美国,所谓“另类右翼”(alt-right)用以为他们的白人身份政治辩护的手段,都是从进步左翼那边暗中借来的。去年大选中最令人沮丧的一点就是,“ 白人工人阶级”成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身份,所有那些境遇值得我们同情,但习惯和信仰我们不敢批判的人,都可以划归此类。结果就是白白送给了特朗普一个道德制高点。


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有见识的异议是一个繁荣社会的命脉。但是我们美国成长中的下一代却不知道如何提出不同意见、为什么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言论自由是一个单向的权利。也就是说,他们有权对任何他们不喜欢的人取消邀请、粗鲁打断、肆意侮辱,以免面临听他们说上两句的巨大风险,甚至连别人听一听都不行。我们大学的危险境地,以及民主制度的残破,都是这种情况的后果。

我们能做得更好吗?

我今天这场演讲本来应该是关于媒体的。作为结尾,我也想讲一讲编辑和出版商为改善公共讨论、避免其衰亡,能做一些什么。我在开头说过,美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这么多的议题上产生这么激烈的分歧。不过仔细想一想,这也不是事情的全貌。

没错,我们一直有着分歧。但我们的不同意见之所以如此有害,是因为我们甚至不愿与反对者交流眼神,去从他们的角度看待问题,或者寻找这种方案。相反,我们站在自己身份和意识形态的安全岛上互相攻击,只去倾听自己的回响。无论对方对我们说什么,我们都夸张做作地感到大受冒犯。我们抹去了整条思路,想要把外面的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开除球籍,连听上两句都不肯。

要想提出有见识的异议,我们要先闭嘴,认真倾听,停下来思考,然后再发表自己的意见。但这些我们都缺失了。或许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们缺少优秀异见的模范。仅有的几个例子,比如纽约和伦敦的智能平方辩论(Intelligence Squared debate),以及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CNN上的节目,就像古典音乐一样,受众仅仅局限于一小部分精英。

福克斯新闻网以及其他有党派倾向的媒体已经表明,要获得巨额利润的终南捷径,就是提供一份充满水分、干货很少的民粹主义大餐。促进民主进程的理性异见没能通过市场检验。我们之中相信绝对自由的资本主义的人应该想一想这一点。

我不认为解决方案是加大对BBC这样的公共媒体的投资,至少在美国不是如此。公共媒体也一样因循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记者的群体思维,竞争的缺乏也使他们对批评充耳不闻。我们也不能回到美国以前的“公平准则”(Fairness Doctrine)上,给所有不同观点以相同的曝光度。言论自由最终必须是自由的,无论公平与否。

但我的确认为公共利益也是人人有责。我们对公民,像管理层对股东一样,也负有诚信义务。新闻这个职业与运输、食品等所有其他职业都不同。一国可以像英国那样,在有辣鸡食物的同时有模范的政府;也可以像法国那样,有模范的食物和辣鸡的政府。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新闻媒体,就不可能有好的政府和健康的公共空间。高质量的新闻,要能够区分事实、信仰和观点,能理解一个观点的目的不是偏离事实(facts)而是通过事实去接近一个叫做“真理”(truth)的更大的思想,要能够相信“真理“这个终极目标足够大,像曼哈顿一样,从设计各异的不同道路都可以到达。也就是说,新闻基于事实,但充满了异议。

我相信,新闻界完全有可能,而且必须发挥这一作用,尤其是当其他制度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但这就要求媒体的所有者和出版者都能认识到,他们要做的不是推进某一党派的阵线,也不是去做Google和Facebook的奴隶,也不是去产出博人眼球的娱乐性新闻,也不是去援救他们喜欢的总统或总理。他们的任务是:明确讨论的内容,支持主动而客观的新闻报道,用开放思维的评论去改善讨论质量,挑战已有的成见,而非仅仅加强之。

这才是能维护自由的新闻。这里说的自由,既不是美国左翼意义上的自由,也不是澳大利亚右翼意义上的自由,而是说一个人不仅仅是一个身份符号,一个自由的人不需要被“保护起来”而不去接触令人不适的想法和不受欢迎的观点。我们现在恰恰最需要接触这样的想法和观点,这样才能复兴民主生活的基石———异议的艺术。

罗伊研究所今晚颁发的荣誉,就是向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他们所揭示出来供大家讨论的,就是我们的民主制度要想保持理性、公道和自由的唯一途径。